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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寫：本報記者 張蓋倫 策 劃：劉 莉

　　學校應該加強對教師應對學術誠信問題的培訓，比如詳細解釋學校的學術誠信政策，教會教師如何收集作弊證據、在申訴會上如何舉證等。對那些很好地處理了學生作弊行為的教師，學校應該給予表揚。

　　李晴清晰地記得抓住學生宋進作弊時的情景。

　　最后一門期末考試結束，宋進交卷，準備離開。李晴站在教室后排監考，發現了他一個微小的動作——宋進用手指拿著口罩，擦拭了桌面。

　　她和另外一位監考老師一起，走到宋進的考試課桌前，桌上還有殘留的字跡。那位老師確認，這是剛才這門考試科目的相關內容。李晴留存了證據。她又調出了監控錄像——教室內的攝像頭也完整拍下了宋進考試前一小時在桌面上抄小抄的過程。

　　李晴整理了所有材料，提交給了學校醫學部教務部門。這是一所位于北京的著名高校。

　　她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只是，在她親手開啟舉報程序后，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跟她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為舉報學生作弊，李晴押上了時間、精力，甚至是人身安全。她拿出“我好像沒有什么不能失去”的勇氣，去維護心中的“信仰”。世界分對錯，她要一個公道。即使，這個公道于她個人，并沒有任何直接利益關系。

　　在幾個月的拉鋸后，一切終于告一段落。學生受到了處分，李晴的生活也暫時回歸平靜。

　　但李晴總感覺還沒有結束。“為了這個事，就算他要跟我打十年官司，我也奉陪到底。”

　　“抓”住那個作弊的學生

　　李晴在北京市某三甲醫院工作。該醫院也是北京某著名高校醫學部的臨床教學醫院。從2019年起，李晴開始在醫院教育處工作，成為這些本科學生在醫院的臨時班主任。

　　2020年2月，李晴迎來新的一批該校醫學部2017級某專業學生。她喜歡這所學校的學生，他們認真、刻苦，有追求也有想法。

　　但在考試現場抓到該校學生宋進作弊，李晴并不意外。在她印象中，這不是宋進第一次考試出狀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直到2020年8月底，學生在醫院的考試季才拉開序幕。考試季開始后不久，李晴就接到了兩次學生發來的有關宋進考試作弊的舉報。

　　再后來，李晴目睹了一次宋進有疑點的行為。

　　那是倒數第二門期末考試。開考后約半小時，宋進要求上廁所，過了十多分鐘后回到座位。“回座后，他寫試卷的速度明顯加快。”李晴覺得不對勁，進入男廁查看。她發現廁所蹲位內的掛鉤上，有一個黑色書包。

　　李晴打開了它。里面的資料顯示，這個書包是宋進的。

　　她向學校教務部門反映。對方告訴她，她沒有親眼看到宋進在廁所內翻看資料，如果要指控學生作弊，證據還不足。

　　李晴表示理解。學校對類似事件的處理經驗比她更豐富，確認學生作弊，證據必須完備。

　　考試季中，李晴常能看到學生在教室里通宵熬夜。如果真有學生作弊，對其他辛苦復習的同學來說，太不公平。

　　學生們的最后一門期末考試是在2020年10月。在那次考試中，李晴發現了宋進作弊，也成功保存并遞交了證據。

　　根據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和許多高校考試工作與學生紀律管理規定，考試作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學生受到的懲罰，視情節輕重，可以從警告、記過、留校察看到開除學籍不等。評優評獎和保送研究生，也會一并受到影響。

　　在李晴的生活圈中，對她的舉證行為給予明確支持的，滿打滿算，只有3個人——她的丈夫、她所在醫院的一位領導，還有她大學時非常信賴的一位老師。

　　其他人并非反對，只是覺得沒有必要去惹麻煩。算了吧，何必為了這件事得罪人？

　　李晴后來以第一人稱寫下過這段經歷。那篇文章下，有人評論道：道義上我支持你，但現實中，我會遠離這些事。

　　李晴知道，很多時候，人更愿意隔岸觀火，不想引火燒身，更不想沖出去，當一個靶子。

　　李晴只是在履行一個班主任、一名監考老師的職責，舉報學生作弊是她的權利，也是她的義務。但是，一旦舉報了，壓力就接踵而來。

　　她說，她維護的是一些看起來虛無縹緲但是至關重要的東西。那是她的信仰，一名知識分子的良知，還有那些年輕的高校學生對公平正義的追求。

　　“如果老師總是嘴上跟學生講著要守規矩，分對錯，行動上卻往后縮，還有什么說服力？那會讓我看起來像個懦夫。”而且，“這所學校不一樣”。李晴再三強調，在中國的標桿性學府內，風氣必須被肅清。也正因為這是名校，她相信，事情會得到公正地解決。

　　根據宋進所在學校的規定，院系在收到學生違紀作弊材料后，對學生考試違紀作弊等違背學術誠信的情況進行查證核實，告知學生擬作出處分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以及學生享有的陳述和申辯的權利，聽取學生的陳述和申辯。

　　宋進在收到處分通知書后，寫了申辯材料。李晴也看到了。整整12頁材料，語氣冷靜而懇切。“應該出自專業律師之手。”

　　申辯材料指出，李晴的動機有問題，處理此事時違反了流程。她靠著欺詐手段不正當地獲取了證據，并刻意向校方隱瞞實情……

　　這是李晴第一次直面一名學生的反擊。言辭犀利的申辯書，矛頭也直指她的人品道德。讀著這份材料，李晴哭了。“我突然就開始掉眼淚，我特別特別害怕。”

　　那時，從醫院同事到學校的老師再到家人，都在叮囑李晴，你要注意安全。

　　他們擔心學生會采取極端手段打擊報復。

　　2021年1月22日，李晴去往學校，以當事人的身份，參加宋進的申訴會。

　　此前，李晴將所有的證據全部傳送給相關部門做了一次備份，并又撰寫了數千字的事實陳述材料，簽上自己的名字，發給另一位同事。意思是，如果發生了我不能到場的情況，你要替我念出來。

　　“要是怕得罪這個，怕失去那個，你當然不敢往前走一步。我想過了，我好像都沒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李晴說，“比起忐忑，我更無法接受坐視不管引起的良心不安。”

　　申訴會上，校方只是再次確認了一些證據，李晴擔心的“反轉”并沒有發生。校方之后駁回了宋進的申訴，維持了對宋進的作弊處罰決定。

　　走出申訴會現場時已經是中午，距離她舉報也已經過了幾個月。李晴如釋重負，又有了想落淚的沖動。那是一種感動與釋然交織的復雜情緒。

　　李晴知道，事情還沒有結束。學生還可以上訴，申辯，這是他的權利。但是，就算這事要一直拖下去，一直牽扯她的精力，她也不怕。“這是我2020年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她感嘆。

　　老師抓作弊，壓力大，怕報復

　　確實，舉證學生作弊，并不容易。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師王林、李奇曾對監考老師做過一次訪談。老師坦言，舉證學生作弊的處理手續特別繁瑣，心理壓力大。而且，如果沒有保留好證據，就得和學生扯皮，甚至打官司。“作弊證據不足，處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慮與壓力”和“害怕學生報復與指控”是教師忽略學生作弊的主要原因。

　　一些調查研究，或許可以為高校學生作弊行為勾勒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在多個實證研究中。擔心不及格和為了評優評獎，是大學生自訴的作弊主要動機。研究也同樣發現，大學生的學習目標取向功利，部分大學生對考試作弊的容忍度過于寬容。

　　2017年在上海進行的一項涉及1400余人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認同期末考試中存在作弊現象；對于作弊，大部分人是態度上明確反對，但行為上多不作為。2016年，武漢大學博士生趙癸萍選擇武漢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等7所高校（包括職業院校）的1100余名學生作了一次問卷調查，超過一半的學生認同周圍有作弊現象。2009年在北京大學醫學部開展的本科生學術道德調查表明，12.9%的學生承認自己在考試中有作弊行為。

　　作為一名老師，李晴更看重的是學生的品質，而非成績。但是，她也能深刻感到名校學生對成績的重視。“很多人對學習成績的認知是扭曲的。他們也許不愛學習，但就是要考高分。”因為考試而焦慮、抑郁，因為成績而疲于奔命，在大學特別是名校，這一現象依然普遍存在。畢竟，成績和評優評獎、出國保研等學生個體前途緊密掛鉤。

　　也可以找找作弊的外部因素。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郭婷婷的碩士學位論文顯示，近三成的被調查學生認為，作弊原因是學校的誠信教育力度不夠；也有近四成的學生認為，監考老師疏于監管，沒有履行應盡崗位的職責。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段偉文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學生太過追求績點，從學生到家長，往往都是從功利角度而非對錯性質來考慮問題。而且，教師制止學生違規行為的動力也不足。段偉文分析，老師有科研任務，還要靠學生評分，學生也可以舉報老師。因此，很難指望所有老師都愿意去跟學術不端或者抄襲、剽竊、作弊等行為做斗爭。“這就是現實。確實普遍的心態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段偉文說。

　　抓作弊是“技術活”，教師需要得到指導。王林、李奇在前文提到的研究中引用國外的經驗指出，學校應該加強對教師應對學術誠信問題的培訓，比如詳細解釋學校的學術誠信政策，教會教師如何收集作弊證據、在申訴會上如何舉證等。對那些很好地處理了學生作弊行為的教師，學校應該給予表揚——這是對他們為維護學風和學術誠信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的肯定。

　　誠信教育，一個文化問題

　　其實，高校對學生的紀律管理都有詳盡的規章制度。段偉文說，只是，由于擔心學生心理承受能力差，有時高校和老師也會“高高拿起，輕輕放下”。

　　對類似作弊這樣的不誠信行為，除了事后懲罰，也要加強事前教育。

　　但是，加強誠信教育，則是一個更為復雜和系統化的課題。

　　它不僅有關課程如何設置，紀律如何要求，它更有關高校教師、科研人員對研究的態度，有關實事求是的科研誠信文化的建設。學生需要在一個良好的、重視誠信的文化中得到熏陶。如果他們看到的就是馬虎敷衍，感到的就是急功近利，學生也很難自覺繃緊誠信這根弦。

　　段偉文說，真正的問題，不是高校對誠信強調得不夠，而是誠信文化的根基太過薄弱。在一些人眼里，做學問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科學精神還沒有真正成為高校開展教學和研究的指南針。“一些學校和老師忙著經費、項目、帽子，盯著薪酬，就業率等面上的量化指標，但在科研誠信和科學精神方面的認知不足，對它的重要性也沒有進行相應的強調。”所以，有些大學生對誠信、對科學精神的認知，其實是模糊的，對自己的行為，也是迷茫的。

　　“誠信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契約。我們建立高等學校，是期待并相信高等教育能夠擔當起為社會培養人才的重任。”段偉文表示，教師要誠實地做研究，學生要誠實地學習，只有這樣，他們做的事情、產出的成果，才能夠為學術共同體所接受。高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也才能對學術共同體負責，對社會負責。學術共同體在尊重誠信的共識下，才能夠繼續共同地去探索科學。也就是說，用誠信的文化滋養學生，向社會輸出誠信的人才，本來就是高校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這，本不是小事。

　　（文中李晴、宋進為化名）